先看一個關于勞動教育研究論文的綜述案例：
一、關于勞動教育的概念界定
《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將勞動教育定義為：“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勞動觀點和勞動態度，熱愛勞動和勞動人民，養成勞動習慣的教育，是德育的內容之一。”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勞動教育是對年輕一代參加社會生產的實際訓練，同時也是德育、智育和美育的重要因素，能培養人的道德品格和智力品格。”
肖紹明、扈中平指出勞動教育不同于教育勞動，后者把教育看成是與文化勞動、生產勞動等相并列的一種勞動形式，而勞動教育是教育的一種形式，不僅是人類改造和適應自然的有目的的行為，更是人類生物活力和積極性彰顯。
二、小學生勞動教育的現狀
上面的這個示例是撰寫文獻綜述時最為常見的錯誤。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以姓名或年份為線索流水賬一樣羅列研究結果，未說明所列觀點之間存在什么聯系（相似或是沖突），也未說明所列觀點與自己的論文有何關系。在這個示例中，所有觀點之間沒有邏輯，雜亂無章地呈現了概念解釋、名人名言與學術觀點，但三者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與研究者自己的核心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均沒有說明清楚。
二是大量引用原文，沒有觀點評述。文獻綜述雖然全面綜合，但也十分強調凝練性，對于自己想要呈現的觀點與結論，要用清晰明快的語言表述出來。在以上示例中，研究者僅僅引用了原文，沒有進行提煉，也沒有對觀點做出任何評述。
下文是撰寫的研究綜述，總體上是不錯的，但也有值得改進之處。
...國外對影子教育的研究早于我國，其研究成果對我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梳理國內外有關影子教育的研究文獻，可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分類和歸納，進而迅速地了解當前“影子教育”的發展現狀及趨勢。筆者將從以下幾方面對“影子教育”的現狀進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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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教育也稱為課外教育或補習教育。最早研究影子教育的是美國學者史蒂芬森（Stevensen）和彼克（Baker）。他們認為影子教育是旨在提高學生學業成績的校外補習教育。而在我國影子教育的相關研究則是從20世紀末開始的，在影子教育與其相關要素關系的研究中，很多國內學者借鑒了馬克貝磊的影子教育思想，即研究影子教育與主流教育、社會和經濟中某一個要素或幾個要素的相互影響。
貝磊在《理解主流教育與私人補習的關系：香港中學生的模式和聲音》中指出，影子教育是主流教育的補充，學生選擇影子教育的動機是提升考試分數、更好地學習學校課程。國內學者彭湃（2008）指出影子教育作為舶來品，應主要從經濟、文化、教育等維度對其進行分析，借鑒并融合其他國家規范課外補習和解決課外補習問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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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薛海平和丁小浩（2006）對中國城鎮學生教育補習活動的研究表明：所調查的城鎮在校生，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參加了影子教育。他們還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參加課外補習的時間做了相關調查，發現小學生每周接受教育補習的時間大約為9個半小時，普通中學學生平均為10個半小時，隨著年級的升高，補習的強度增大。
盧陽（2005）對四川成都348名小學生課外教育情況的調查結果顯示，85%的學生參加了課余補習，高年齡組學生涉及的領域更為廣泛;學生每周參加各項補習以及自行練習的時間較長，課余負擔較重。同時小學生參加課外補習并非中國大陸獨有，在日本、韓國、我國港澳臺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也十分普遍，可見是一個國際普遍存在的現象。
據相關部門統計，2014年的日本公立小學補習率達到35.7%，公立中學補習率為70.1%。2015年韓國小學補習率更是高達80.7%，中學補習率為69.4%。
由此可見，在當前背景之下，影子教育大有全球化趨勢。另外家長和學生對課外補習的盲目崇拜是影子教育迅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從相關數據也可以了解到學生對影子教育的參與度非常高，而且參加影子教育的時間普遍較長。
�。ㄈ┯白咏逃d起的原因與效應
影子教育的興起是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家庭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學生參加影子教育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第一，學生和家庭方面。國內學者彭湃在他的《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課外補習的實證研究一基于武漢市洪山區的調查與分析》中得出的結果表明：絕大多數學生認為參加補習后學習“進步很大”或“進步了一點”（合計約占85%）。由此可見對學生而言，參加課后補習使自己的學習成績有明顯的提高。
在家庭層面，當今“文憑病、高學歷”效應不斷影響著社會和家長，父母為了孩子的前途更希望借助于影子教育來提子女的學習成績。韓國的李秀晶（SoojeongLee，2015）等人發現父母對影子教育的經濟投入與對著名大學的渴望程度有關，父母在對子女影子教育的經濟投入上具有“聲望導向”，那些收入較高的父母更愿意為子女尋求影子教育。
胡詠梅（2015）等人基于2012年中國上海學生的樣本分析發現，經濟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在課外補習活動中的費用支出明顯高于經濟收入較低的家庭，從中可以看出不同經濟水平的家庭在影子教育中的費用支出是不同的。
第二，教師和學校方面。有學者認為小學生參加影子教育的比例如此之高的一部分原因是學生在學校獲取的知識有限。祁占勇、王瑩、袁詩婷（2019）在相關研究中指出當前社會對英語學習的重視程度提高，但學校教育師資力量不足，促使學生和家長向課外尋求教育資源，使得各式各類的基礎教育階段的英語課外培訓機構迅速發展。
薛倩倩（2019）認為影子教育對我國的基礎教育有消極影響。她指出：一方面，由于我國教師工資標準不夠完善，課外輔導機構的高工資和優厚待遇往往能吸弓|很多體制內的教師加入影子教育這個大行列。
另一方面，在校內外同時任職的部分教師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甚至在課堂教學時“有所保留”，鼓動學生參加校外的影子教育。陳曉陸（2014）在碩士論文中論述了影子教育與學校教育既是沖突又是合作的關系，兩種教育在相克相伴中走向新生。
影子教育自誕生之初就與學校主流教育不同，作為私人開辦的有償性的課外補習活動，學生的家庭、所在地區，甚至是學生性別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使得他們在課外補習中接受影子教育的機會有所不同。如學者陳全功（2012）對影子教育的地域延展及社會效應進行分析，認為影子教育具有社會復制和社會分層兩大效應，會導致教育不平等的結果。
從以上文獻資料可以看出，國內外研究專家對影子教育的研究范圍已十分廣泛，涵蓋了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倫理學等多個角度，其研究視角多元化，可以為解決當前我國中小學影子教育中出現的新問題提供新思路、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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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貝磊曾對個案進行研究，將政府對影子教育所實施的政策歸為四類：忽略此現象、禁止教育補習、承認并規范和積極鼓勵。根據其理論，世界各國在對待影子教育這個問題上也出臺了適合本國情況的一些法律條例。
以日本和新加坡兩國為例，日本將課外輔導機構認定為教育服務產業，歸經濟產業省管轄，并受文部科學省監督，由《公司法》《法人稅法》《特定商交易法》《兒童權利公約》等法律法規進行約束。經濟產業省下屬機構“日本全國學習塾協會”成立，專門負責規范協調整個課外學習輔導班市場，加強了法務、講師資格認定和培訓、課外輔導機構的認證。
而在新加坡，提供課外補習的教師，全部來自課外補習機構，學校在職教師被明令禁止在補習機構授課。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門印發的《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學習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中明確指出要整頓相應的影子教育亂象，就表明影子教育這個問題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
通過觀察比較世界各國對待影子教育的相關政策，可以看出在當今全球化合作與發展的國際環境下，影子教育在各國中的形式趨于一致，各國政府對此現象的政策調控也趨于相似。而且影子教育正由重視考試技巧的傳授向注重學生興趣培養及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的培養轉變。
值得肯定和需要改進的部分分析：有關影子教育的文獻綜述對影子教育的現狀、問題、原因、政策進行了梳理，結構清晰、評述客觀，沒有出現“羅列觀點”“有綜無述”等明顯錯誤。但是對國內外文獻的檢索仍有欠缺，沒有完全覆蓋到該領域的核心文獻。
另外，本科二年級學生的學習積累與生活閱歷尚淺，對現有研究的大部分評述僅僅停留在“總結”的層面，還缺乏對觀點的深入解讀與分析，也沒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己研究的緣由、觀點或突破創新之處。
